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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專用名詞恐怕只會出現在貧困地區。一師一校的現象主要是在偏僻的鄉村小學， 因為師資匱乏，生源參差不齊，全校只有一個老師，「一條龍」地負責上幾個年級的課。

我們在四川的小金縣就見到了這樣的學校和教師。小金縣的大部分村小都是隔年招生， 今年招一、三年級，明年招二、四年級；一個年級只有一個班，一個班也只有10來個孩子。 適齡的孩子要麼提早一年要麼推後一年；而老師上課的方式是上下兩邊走： 一年級上課時，三年級找個班長出來領讀，或上自習課；下一節課輪到三年級， 一年級也一樣。這就叫「複式教學」。我們採訪的4所小學無一例外都是複式教學。

我們從縣城出發，每一所小學都要坐著車子翻山越嶺地來回，得用一整天時間。 還有許多更偏僻的地方我們無法到達。據說我們採訪的這4所小學已經算條件不錯的了。

孩子們一般7點多起床，吃點灰饃和土豆就得上路了。有的學校，像段家山小學， 它轄內有三座大山，住在另一山或山腳的孩子，每天就得走兩、三個小時的羊腸小路才能到校。 而且，學校中午沒有飯吃，也沒有水喝，一年四季，誰想喝水誰到外面找涼水去。

學校一般下午4點左右放學。因為老師極少有時間批改作業，他們的課外作業極少。 回到家的孩子要幫父母趕牛羊入欄，拾柴撿糞，做許多農事家務後才有晚飯吃。 晚飯後的最大娛樂是看電視。電視成為山裏孩子瞭解外面世界的惟一視窗。 也正是通過電視，他們從教師那兒所學的不太標準的普通話發音得到有效的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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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到八角溝大良村小，發現複式教學還有另一種「模式」。 大良村小學校設在一個打穀場的倉庫裏，只有一個破舊的課室。 室內二年級和四年級的28個學生背對背呈對角狀分成兩堆坐著， 把教室分為兩個區，前後各掛一塊黑板。

上課時，37歲的鄉村女教師廖康珍前前後後兩頭轉。她已經這樣「轉」了8年。 記者詫異于這種教學模式，問：「這樣上課，學生能保持精神集中，互不干擾麼？」

廖老師無奈地笑著說：「影響在所難免，但也沒有辦法，總比讓他們在外面亂跑好...」 基於現存條件，學生已被她訓練到不同年級起碼形式上不敢轉身說話的程度。 至於腦子裏會不會走神，就只有他們自己最清楚。但從學習成績單來看，教學效果還算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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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手腳並用花了兩個多小時才從停車處攀上設在山頂村子的段家山小學， 因高山缺氧大家都心慌氣喘。可就是這樣的路，孩子們每天得來回走兩趟。 校門面對皚皚雪山，門檻與懸崖之間只有數米之遙。

段家山的藏族老師李太品是當地獲得首屆燭光獎的「名人」， 他患有胃下垂、肝膽結石、左肝小血管瘤、中毒性十二指腸炎等多種疾病， 醫生讓他休息他不肯。在一個人帶一至四年級學生的那幾年，他曾多次昏倒在課室， 被鄉親們抬著回家。因為服藥過多引起牙齒鬆動，他嫌吃飯礙事， 就自己拔掉了十幾顆，才47歲的人就只剩6顆牙齒了。就是這樣的身體， 憑著他的耐心加愛心，李老師的教學成績卻是全縣最好的。

中午，李太品的妻子看到家裏來了客人，高興得扯開嗓子唱起「四姑娘」山歌， 晚上又和記者一起跳起了「鍋莊」（藏族舞蹈）。可當問起她是否支持丈夫的教育事業時， 她頓時涕淚交流。小金縣教育局的秦局長說，李老師的妻子曾「斗膽」給他寫過一封信， 求他辭退李太品，別讓他再當老師。因為她勸他不住， 她擔心自己的丈夫有朝一日會死在3尺講臺上。

1999年9月，榮獲燭光獎的李太品被邀請到北京領獎並受到李嵐清副總理的接見，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出遠門。當他站在曾給學生描繪過無數次的天安門廣場時， 他掐了一把自己的手，看是不是在做夢。回到鄉里，他把所見所感與妻子分享，妻子又流下了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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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教育部要求，在2000年前徹底解決民辦教師問題。

民辦教師是我國特殊條件下形成的鄉村中小學教師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 1977年，全國民辦教師多達491萬人。自黨的11屆三中全會後， 各級政府便開始有計劃地把合格民辦教師轉為公辦，不合格的辭退。 我們文中前面提到的幾位元教師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得到了「民轉公」的待遇。

今年，在清退民辦教師的最後階段，存在著頗令人尷尬的局面； 一些邊遠貧困山區，沒有師範生下去替補清退的教師空缺， 硬分下去但留不住人——新教師忍受不了當地的生活環境， 中途以種種藉口走掉。學生面臨失學，鄉里最後不得不重新使用代課教師。

賀澤深不屬於這一類代課教師。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賀澤深有近20年的代課「教齡」， 卻因「民轉公」工作進入最後階段而受到失業的威脅。

賀不屬不合格清退的民辦教師之列，因為他壓根就未能成為民辦教師。 記者含著淚看完了他寫給有關部門的「請求書」-

「賀澤深，男，52歲，漢族，小金縣八角鄉太陽村代課教師，住校。 本人因父親冤案牽連，20年來工作待遇未能得到改變。我父親賀賢冠，解放初參加工作， 任小金八角鄉供銷社主任兼糧站站長，在1958年的政治運動中， 被強加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貪污盜竊分子等罪名，受到殘酷鬥爭。 父親經受不起精神與肉體折磨，含冤屈死。我因父罪名受株連， 1960年考進阿壩農牧業學校，就讀一年，被校方作為「下放」對象下放回老家四川遂寧農村。

1979年父親平反，我個人未得到物質實惠，但政治待遇有所改善， 先後在隊上擔任會計，掃盲教師。1985年，聽說小金招考民辦教師， 因遲一步失去機會，幸被八角鄉中心校長招聘為代課教師。 至今20餘年教學，不同科目皆獲各年度全縣評比一、二、三等獎，每年統考成績不錯， 受到當地父老鄉親愛戴和校領導家長的好評， 事蹟於19991年1月10日在四川民族教育報刊登表彰。

我這個代課老師隨時都可被辭退，沒有土地，無妻無兒和棲身之所， 在絕望和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打請求書請上級領導考慮我工齡與成績顯著， 為小金教育事業的貢獻，轉公辦吧！」

記者就此「請求書」內容採訪了阿壩州教委的趙正偉， 他瞭解這個情況：「我們也苦於沒有政策幫他解決， 因為在2000年以內全州13個縣近千名代課老師都面臨被清退， 州裏的兩所師範學校畢業生正逐漸安排下去...」 趙說，代課老師全清走，新分下去的畢業生熬不住走掉， 最後不得不返聘一些教學水平有限的代課教師的這種現象，頗令人憂心。

面對記者提及的賀老師的問題，秦福林局長說，1999年9月， 賀老師聽說要清退代課老師，急急忙忙跑到縣教育局， 一進門就向他跪下 - 「我看著也很痛，趕緊扶他起來，把口袋僅有的100元塞給他...」

賀澤深所在村小的上一級領導——八角鄉中心小學高校長向趙正偉彙報說， 中心小學應群眾要求，為保住賀澤深，已把一個上面分下來的師範畢業生調到其他村小。 不然，孑然一身的異鄉人賀老師一旦被解聘，連個棲身之所也沒有。

賀老師告訴記者，老家一個親人也沒有了。在八角鄉，惟一的哥哥已經去世， 自己因為沒有一分田，一寸土，一片瓦，收入也不穩定，媳婦也找不到，52歲仍是未婚。

村裏一個漢族大嬸說，賀老師身世淒涼，為人厚道，村裏人讓他住在學校， 平日由學生輪流送給他一點土豆、菜。賀老師30多歲時，有熱心的村民給他介紹了個當地姑娘， 但聽說他沒地沒房，收入也不穩定，姑娘掉頭就走。 賀老師自己也說：「不是不想安個家，有個伴，老來有依靠。試過， 但不行，沒有女人願意跟我。有兩三次，趁著我上課，有女的來學校偷偷看過環境， 最後還是不願意。」

據說，現在的公辦老師每月工資已增至600元，但賀老師只有150元。 村民們說，就算給他50元，他也認了，但就是別把他辭掉， 因為學生已成了他的全部精神寄託。即使在休息日和寒暑假， 賀老師都不願休息，繼續幫孩子補課，讓他們的成績再提高一點。 他的業餘生活無比單調，晚上備完課後，他會走出那間堆滿雜物的黑洞洞的房子， 到學生家看看電視，跟村民聊聊天——20年，就這樣默默過去。賀老師說， 如果不是消息傳來要辭退代課老師，他是不會寫那紙「請求書」的。

如果不是有上級領導在政策的隙逢裏冒險保住他，等待賀老師的將不知是一個什麼樣的命運。 20年的粉筆加黑板的生涯，教書育人早已成為賀老師的生命支柱了。 抽離了這根支柱，點燃他生命的燭光就差不多要熄滅了。

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在學校30多個學生眼中，賀老師的地位無人可比。 在操場上，教委領導和中心校長怎麼喊他們也不願來到記者的攝影機前， 可只要賀老師那穿著舊式深藍中山服的矮小身影一出現，一聲口令， 躲在廁所和矮牆後的學生就急急奔出，全場肅靜、訓練有素地立正集合在老師面前。

燭光工程工作人員對賀老師深表同情。但「燭光」可以做的， 只能是為賀老師爭取500元的「飄柔助資」。但對賀老師來說，這不是最重要的。 前不久，為了修復殘舊的學校，他自願拿出300元，然後由村裏每人捐出一元湊成900元， 給學校修圍牆。雖然那巳經是他兩個月的工資，但為了孩子，他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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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待，我國西部貧困鄉村的教育現狀，能有大的改善；我們企盼， 那些在艱難困苦之中，支撐了鄉村基礎教育的民辦教師、代課教師， 不再哀傷不再屈膝求告，他們的親人不再流淚；我們希望，在全社會愛心燭光的點照下， 鄉村的貧困教師能舒展身心，迎來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