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我們

聯合產銷與農民合作組織發展
引言

不成功的合作社,往往是沒有好的聯合產銷服務的合作社;沒有提供好的聯合產銷服務的合作社,必然是不成功的。北美的農業合作社本質上是供銷合作社,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聯合產銷,只是它們的縱橫發展都深而廣,並極具規模;日韓台農會的功能較綜合,但聯合產銷都是其核心業務,金融、推廣教育可以說是它們的聯合產銷的配套服務 [1]。

有人持“農民善分不善合”的觀點,認為在市場經濟下,人們對於個人利益的追求空前強烈,市場經濟以至信息媒體的發達和一體化使農村農民之間的必須聯繫迅速減少,使得團結合作的社會資本迅速消散。簡言之,農民已經原子化,不能合作應對生產和生活中的諸多共同問題。

如果按照這種觀點的邏輯,美、加、歐洲、日、韓等市場經濟高度發達國家的農民豈不是更難以合作?但事實是這些國家的農民合作卓有成效,無論是基礎設施、農技推廣、聯合產銷,以及農村社區的硬件和軟件建設等方面都令農民獲得很好的回報,令農村成功地拉近和城市的收入及生活水平的差距。

因此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是:我國的農民合作是否缺乏某些重要條件,才會出現“農民善分不善合”的現象?聯合產銷作為合作社的基本核心服務,應該是一個很恰當就這個課題深入探討的入手點。

 

聯合產銷的核心要素

合作必須建立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不然在合作開始也就注定了其失敗的結局。事實上幾乎所有我們能讀到的合作社失敗的案例,說到底都是缺乏維持互惠互利的機制。

 

2.1聯合產銷的層次和利益空間

在農業產業化後,農民合作組織的主要職能是橫向和縱向協調,即將合作社內所有農戶的生產、採購和銷售活動進行協調,以提高與供應鏈其它參與者的討價還價能力,進而沿產業鏈進行縱向延伸如從事加工等活動,以獲得更多的附加值。我們可以統稱為聯合產銷。聯合產銷的機制是市場的,它的運作邏輯也是市場的。社會資本或者社區價值對它有幫助,但並非必要。聯合產銷是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這兩項市場不可避免的費用所創造出來的一個利益空間,而且越是在成熟現代的市場中,它們所佔的市場費用的份額就越大。我們只要看到現代市場經濟中,中間流通和服務環節的龐大和它們對市場運作的重要性,就可以知道聯合產銷的巨大潛在利益。因為聯合產銷就是通過提供替代和簡化這些流通和服務環節的服務,為參與合作的農戶和廣大的消費者帶來利益的。

 

2.2聯合產銷沒有廣泛成功的因素

如果聯合產銷的利益這麼龐大且顯而易見,為何那麼多農民不願意參與? 我們可以從多個層面來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是很多農民對市場的概念仍然停留在傳統集市的層次。他們並不認識現代市場跟農民把自家的出產到集市銷售的模式有著天壤之別,也是為何農民往往不能理解自己的產品賣出去只要1元1斤,到了超市上架,卻成了3元1斤,他們認為是有人謀取暴利、剝削農民。傳統小農經濟模式中,銷售是由多個小型的市場組成,個別農戶要銷售的是最多是幾百斤的產出,市場的規模一般是幾十或者上百個攤檔,買方都是來自不太遠的地區,還很可能也帶來一些自己出產的產品,以物易物是一種常見的模式。現代的市場模式要銷售的是上千萬噸,供應數百萬上千萬的用戶,還要給用戶大量的種類和檔次的選擇、滿足他們對品質、保險、倉儲、物流的要求。這些中間環節是在一定市場結構下的理性產物,有各自的專業技能,在市場無形之手高效地牽引下,有序地把產運銷各個環節龐大數量的產品源源不絕地從無數個農戶田裡送到無數個全國以至全球各地的消費者的家裡、桌上。

其次,農民即使看到參與聯合產銷的利益可以很大,但對他們而言卻是不現實的。因此我們需要了解當中是否有些巨額成本一直被忽視,並探討如何減低它們。以最簡單的集體購買為例,組織大量農民一起購買生產和生活用品,需要很多宣傳、組織工作,也需要大量市場信息、與廠商/批發商談判、與參與的農民溝通、安排物流、承受參與的農民中途退出等等的費用和風險。能夠成功做好的,往往是具有已成熟的平台或者能利用現代的製度和創新平台(如城市的網上團購),以較低成本做好這些工作的組織。

再次,由於很多合作社長期處於發展的初期階段,缺乏必要的管理經驗,內部治理結構方面也不足,使得所提供的產品供銷、技術和信息等服務與農民所期望的服務水平有一定反差,對農戶缺少足夠的吸引力。更差的情況是有些領頭人雖然具備一定的技術和企業家精神和能力,但往往不願意遵循合作社的民主治理原則,而是以自己的最佳利益為出發點,把合作社成員當成自己的本錢,把利益的大頭自己佔有,自然難以凝聚人心。

另外,外部的環境改變也不能忽略。小農戶的生產帶有自給自足的性質,生產的產品規模小、產量少、專業化較弱,導致做生產投資少(如設備、設施等),產品的交易頻率也很低,所以對橫向和縱向協調並沒有很強的需求。這使它們對合作社的服務依賴不強,也就出現頻繁的違約。

這些違約頻頻發生還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部分是因為對合作社的不信任,也有違約成本低、小農經濟具有脆弱性和小農承擔風險的意識和能力弱的因素在裡面。小農戶無力支付高昂機會成本,所以更注重短期的實際效益。由於生產規模小,收入有限,財產積累有限,小農戶的抗風險能力很低,而首要的需求是溫飽,因為只要一季欠收就可能威脅其生計,或者令他們的子女無法繼續支付高昂的高中或大學學費。再者,一個合作社的成功往往需要大量投入精力(時間和金錢),機會成本的高昂使很多小農戶無法負擔。

此外,社會的分層也導致部分小農戶對合作缺乏信心。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使農村出現了極大差異的社會分層,農村精英,如鄉村幹部、大戶、企業主等壟斷著大部分的政府及社區資源(如政府的優惠農資、信貸、扶貧款往往是通過他們發放的),甚至壟斷著與政府之間的聯繫。這些農村精英當然不希望農戶脫離其控制,因為合作社可能會成為削弱他們利益的團體。小農戶也往往不敢輕易得罪這些精英,害怕他們會減少原來會分給較聽話的村民的那一點利益。

 

2.3 聯合產銷的成功要素

上述的討論,結論並不是農民不能合作,而是讓人們的注意力從似乎想當然的基因式的論斷中轉移出去。因為最重要的因素其¬實是體制、制度和技術條件;不同的體制和製度,塑造了不同的利益結構、動機和限制,導致不同的行為;不同的技術條件則會改變各種選擇的絕對和相對成本,繼而改變人的選擇。我們也不可以忽略,很多令農民合作組織成功的要素也因為環境的改變而逐步增多。

首先,因為土地30年不變的政策和稅費改革,加上近三十年迅速發展的城市化和工業化,令眾多農民放棄土地外出打工,而他們再次回去後也有權力收回租出的土地。從事各種職業的農民因土地的穩定就有了預期,有了生活的安全感。留守農村的農民如果稍有進取精神和資本,則可以有大面積的承包地,或者種植高回報的經濟作物獲得較高的收益。在利益不斷增大的同時,風險也會提高,農民在經濟有了一定基礎時,理性的選擇是逐步向小專業戶的合作組織過渡。

其次,在稅費改革尤其是取消農業稅以後,政府提倡新農村建設,目標就是要把農業發展的收益留在農村,讓農村生產和生活都現代化。但有效實現這一目的,同樣需要農民不再是以家庭為基礎,而是成村成鄉地組織起來。在市場、機械化、理性小農、新農村建設這些間接有利於合作的因素不斷出現的條件下,農民合作就有了實現的可能。

事實上,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使很多仍專職於農業的農戶已經脫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經營方式,向著分工分業發展。農村湧現大批以專業化生產經營的專業戶和聯合體。隨著農村勞動力不斷外流,農戶經營的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只有靠從事同類專業生產和經營的農民聯合起來,才能解決生產、加工、銷售等諸多方面的問題,這就客觀上促使農民尋求向產前、產中、產後的全方位拓展。在這樣的情況下,以自願互利、平等合作的方式,組建以技術服務、信息交流、生產資料供應、農產品產-運-銷為核心,實行自我管理、民主決策、自我服務的合作組織是一種順應客觀要求的製度創新。

再次,生物和加工技術發展促進了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其中包括增加農產品的多樣化、耐久性,降低農業生產成本,使農產品質量增、加工易。信息技術推動農業經營的流程改造,從農場到加工企業、再從物流環節到超市店鋪再到家庭餐桌,都能全程追踪和管理,成為龐大而周全的農業產業鏈發展的新趨勢。農產品產業鏈正在進行著網絡化、專業化和集中化的變革。此外,物流業(獲益於國家龐大的基建投資)和零售業的發展對農產品產業鏈造成了嚴重的影響,憑藉配合日益人口密集化和復雜化的城市銷售和物流的優勢,佔有價值鏈的巨大份額。

第四,農業的生產和消費觀念已經從單純的促進農產品產量和質量,轉到可持續發展,包括綠色無公害、生態環境的保護、農村發展等。而消費者對食物的需求不僅僅局限於食品效用的最大化,而是擴展到情感的需求以及對社會和環境效益的責任。對於農業來說,為消費者提供全方位價值,包括安全性、方便性、環保等,成了一種市場機遇。

最後不得不談到外部環境:世貿農業協定在降低關稅、非關稅壁壘、促進競爭、限制對農支持等方面令保護政策趨向減少。貿易自由化、競爭國際化一方面令農民面臨更多外地農產品在本土市場的競爭,另一方面也開拓了國際的高端市場。威迫利誘下,也使農民更有意願合作起來以適應新環境的挑戰。

聯合產銷及其發展

首先我們該回到定義何謂聯合產銷,了解現代的聯合產銷的多層次內涵和外延。

讓我們以台灣農會為例,它為分散農戶提供產前、產中、產後綜合性服務,實行聯合經營,共同運銷。具體而言,台灣的農會開展農產品分級包裝、儲存運輸以及品牌、促銷等一系列工作,解決分散生產和銷售農產品的質量保障和市場成本等問題,同時,也為政府的電子拍賣批發市場和農會的產品直銷等現代化營銷手段奠定了良好基礎。

台灣農會在聯合產銷方面的載體是產銷班和批發市場。產銷班有多個作用:一是共同利用生產設備及勞動力,降低生產成本;二是引進和推行現代生產經營技術,提高農產品品質;三是辦理共同運銷,做到穩定可靠的供應,增強議價能力;四是通過它的組織運作,訓練培育農民領導人才。產銷班的基礎是農產品的品質管理;組員必須參與培訓和技術指導,熟習產銷班推行的標準化生產作業流程,並在生產時實行統一品種、科學管理、規限肥料和農藥等手段,從而達到產品品質均一、建立品牌、增加銷量和提高價格,增加農民會員所得的目的。而且組員的產品必須在集貨場經過農藥殘留檢驗、分級包裝,然後才可以參與共同運銷。這些做法都是聯合產銷的基礎工作,藉此把小農經營的農戶聯合成為有規模的經營。不少台灣農會還按產業類型把一個鄉鎮甚至一個縣(市)生產相同產品的產銷班整合成產業策略聯盟,加強資訊、產品標準、產期調節、批量生產的資源整合,進一步提升效益。

接產銷班的下一棒的是批發市場流通制度。台灣的主要農產品批發市場都是由政府運作,交易採取會員制,以農會成員為主。市場採用電子拍賣:看樣、報價、競拍、簽約、付款、提貨,交易快捷,公開透明。農會和個別農民也可以在批發市場以直銷方式進行販賣。台灣農會給出的有力例證是農民合作組織能有效組織農產品聯合運銷,減少中間環節的利益流失,增加農民生產經營的收入,同時也令消費者吃得更放心、更優質,還減少開支。同樣的案例還可以在日本和韓國找到。問題在於我國如何能塑造有利聯合產銷的製度和體制環境。

 

3.1政府引導與支持

我國目前大量的鄉村合作組織帶有濃厚的政府色彩。 “大戶+農戶”,或“公司+農戶”的模式往往是“政府+大戶/公司+農戶”。這種合作組織往往由大戶或者公司操控,農戶獲益不多,不僅不能令大部分農民增產增收,反而增加農村的收入差距,加劇社會不公。各種惠農政策的出現,使企業追逐通過建立合作社獲得政策的各種優惠,在建立合作社後,又為了獲得政府提供的各種資金,擴大社員數量,卻沒有真正容許這些社員參與治理,從而變成詆毀合作社聲譽、甚至令農民覺得合作社就是一個資本與權力利用他們為其轉移更多財富的牌子。

政府必須要認識到真正意義上的農村經濟合作組織,應遵循自願、開放、社員民主管理、社員經濟參與、自主和自立等國際公認的合作原則。只有按照這些原則組建的合作組織,才真正是對農民有利的合作組織,才能為農村社區帶來實實在在的發展。因此,政府要在優惠政策上首先明確排除那些實際上與農民奪利的假農民合作組織,禁止龍頭企業或農村能人控制合作組織,但容許他們在透明和公正的監督下參與合作組織,但要明確利益分配時必須向大部分農戶會員傾斜。這直接關係到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關係到農村的健康發展,也正是新農村建設的目標,核心就是如何讓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主體——小農獲益。如果容許小部分人利用合作社為自己謀利益,那麼政府不僅沒有實現目標,反而導致了更大的不公,造成小農戶的困境進一步惡化。

 

3.2合作組織的運營

要分辨真假合作組織,產權制度是最簡便的方法。真正的農民合作組織應為集體財產歸集體所有,只要明確並落實這點,那些由少數人投資、佔有和支配的,產權模糊不清的假合作社自然就不得不轉型。然後,政府就可以放心地加強從產業政策、稅收政策、農業技術及培訓支持等方面,向合作社傾斜,引導它們保護小農利益,提升農民集體的市場競爭力。

另一個篩選掉假合作組織的方法,是確保合作組織的成員都可以參與組織章程、規則、人事任命、管理策略及規劃、財務管理和審計、利潤分配等重大事項的製定和修改。政府甚至可以每年統一審核接受政府資助或優惠政策的合作組織,並將結果向所有會員公佈。這裡不得不提到為何合作組織不應由鄉村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來組辦:這些組織具有黨和政府機構的性質,他們的領導本身代表政府,也是鄉村的政治領袖。但他們一方面不一定適合當農民合作組織的領導,另一方面,他們不利於普通農民在合作組織中應該享有的參與權,從而確保他們的利益得到保障。政府應該明確合作組織的法人身份,並與鄉村政府作出明確的分工。

但要令合作組織有能力形成並維護一個公平透明的財務、管理和運營的製度,需要它們有一定的人才和財政基礎。這些基礎正是政府的投入應該進入的地方。對合乎(或願意遵守這些)嚴格要求的合作組織,政府應該提供各種政策支持,讓事業單位、回鄉民工以至現職公務員,都以投身真正的農民合作組織作為一個不俗的事業選擇;讓農民合作組織可以通過金融、代理政府惠農政策等,得到穩定的運作經費。

 

3.3批發市場的建設

雖然北美及歐洲的農產品市場,大多由農業合作組織自行組織,政府只是鼓勵和促進,但這與當地的農戶很多是大面積經營密切相關。綜觀小農戶為主的亞洲,日韓台的經驗是政府大力建設各類批發市場,積極壓縮中間銷售物流環節。這樣做一方面大大提高了農會的重要性和它們所能為會員創造的價值,另一方面,迅速提升市場本身的整合過程,打破一些地方壟斷和不規範經營的惡性循環,清除這些不良制度環境對農戶利益的侵奪,也保護了消費者的利益。政府通過運營主要的批發市場,也能更有效地掌握全國物價和供求情況,對調節生產、調控物價、穩定民心也有很重大的意義。

結語

制度和體制的保障,當然是長期和穩定合作的基礎。但每個地方的農民合作組織,也需要找到他們自己中間具企業家精神又願意貢獻於社區合作事業的合作組織領頭人,帶領農民建立社區互信,充分利用制度和體制給予的空間為農民爭取合理的利益。當然,個別合作社領導人能對合作事業作出的最大貢獻,應該是建立一種減低合作的成本、協調各方的利益、解決合作中的矛盾和問題,從而推動大家的積極參與的機制。推動聯合產銷的工作或許是他們共同的首要工作。

備註

[1] 當然日韓台都把賦予農會的金融一項特殊功能:為農會組織提供較穩定的財政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