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庫

與其書寫,不如行動 施育曉農村扶貧
《明報》|2009年1月25日

(報導封面照為施育曉與曾接受沃土助學資助的畢業生石群連,如想了解更多有關群連的故事,可點撃這裡。)

施育曉與何榮宗比較相熟,在大學是相差一屆的師兄弟。我與何榮宗雖然是中學同學,但畢業後的十幾年當中很長時間只是每年通兩三次電話,見不夠一次面。何榮宗每次突然打來,差不多都是說他在與施育曉在大陸搞農村扶貧,有計劃卻沒資金。何榮宗以為我在商業世界謀生,會認識多一些達官貴人。「阿峰(公園仔的本名),你替我想想辦法找點贊助吧。」

我大概知道施育曉的沃土發展社是搞什麼的,但過去替他們找到的捐助實在極有限,所以何榮宗提出訪問施育曉這個自掏腰包搞扶貪的傻瓜時,我也沒想過要避嫌,我本來就想找Alan(施的洋名)問過究竟。

施育曉說話有一點點鄉音,他是十歲才隨家人從福建移民來香港。和現在的新移民一樣,他當時英文幾乎完全跟不上,最初要在福建小學讀低兩班。後來中學派了入屬名校的聖保羅男校。「六班會考班,四班理科、一班文科、一班文科與商科混合,文科明顯是低一等的,我正是被編了入文科,所以有搞學生活動,總想為弱勢的文科生做點事。」雖說自己是低一等,但Alan在中學是總領袖生,會考也有4科A。「這其實是比較差的成績,英文和宗教考得最差」。

Alan說他在中小學時很安守本分,平日在公共圖書館消磨時間,看金庸、古龍、溫瑞安、梁羽生、亦舒等小說,到了高中開始涉獵哲學書。高中時有兩大興趣,一個是打橋牌,和同學組隊參加比賽;另一個就是與志同道合的同學聚在哲學學會,討論人生問題。「我們討論何謂真理、人生的意義,讀了康德的書又問時間有沒有盡頭,邀請過李天命來一起討論」。Alan指著照片﹕「這班朋友都很有趣,例如這個麥華嵩,當年他會考和A-level都是全A狀元,後來去了劍橋讀物理,後來轉了做傳媒,然後又做了文化人,寫樂評和寫小說。不過他當時和我們辯論總是敗陣,會老羞成怒。另外還有個叫威威,去了牛津讀哲學博士,現在在挪威研究語言哲學,真的做了哲學家。」Alan覺得中學時學習哲學的思辯過程,對他後來的人生很有用。何榮宗插口說﹕「Alan總能夠客觀分析問題,不帶情感的實事求是。」

六四談感想 腦空白一片

我們一邊談一邊挑選Alan帶來的照片,攝影師大哥被一張Alan拿著咪站台的吸引著,問是不是在唱歌。Alan說這張相時中四時拍的,當時剛剛發生了六四事件,學校有聚會討論。Alan說﹕「看起來我是在演說,這是我第一次對著群眾說話,其實當時我是一句話都沒說就返回座位。」我們問是真是假,「的確是這樣,司儀說同學有感想的話可以出來發言,我就舉手,站了出來腦卻突然一片空白,無話可說」。不說話其實也可以是有意思的,當年的左派報紙,社論也是開天窗的。

中學畢業,Alan進了港大經濟系,當年還是張五常教大一基礎經濟學。我知道Alan在大學是搞《學苑》的,何榮宗補充說﹕「Alan當過總編輯,是《學苑》最後的光榮歲月。」Alan說他其實讀中學時常常會上港大的太古堂讀書,見過這份刊物,覺得『有』,到入了大學就去敲他們的門。

據他解說,《學苑》是學生會旗下的免費學生刊物,因為曾經成為過不同意識形態和思潮派系爭奪的工具,結果變成了學生會出資而卻又不受學生會干預的獨立刊物,總編輯要經全民投票選出。「我第一次走進去,《學苑》的房間埋滿報紙雜誌,像個亂葬崗。」Alan說很多搞過《學苑》的人,後來都從事了傳媒工作。「反正會在《學苑》的人都是非主流、不正常。我自己其實不太喜歡寫作,但當時卻總覺得文字是有影響力的。」提著筆書寫著的我,和看著我書寫著的何榮宗,忽然間不受控的狂笑了好一陣子,打斷了Alan的話。

Alan可能中四時談到六四時突然語塞,自從92年加入了《學苑》,及後近十年,這個出版組織每年都會出版一份紀念特刊,在六四時派發。

大學搞《學苑》 埋扶貧種子
93年華東水災,Alan卻得了肝病,吐血入醫院住了半年,朋友都以為他活不了。他的同學去了大陸考察災情,接觸到內地的民生和體制,回來香港便由Alan牽頭,在大學組織起「中國教育小組」,搞內地教育制度的研究。Alan說在大學有支援,「中國教育小組」搞慈善活動很容易籌到錢,他們在大陸興建過學校。

大學畢業後,Alan一方面要工作,一方面要養病,直至97年回港大讀研究生,又再以學生身分,參加「中國教育小組」在湖南的扶貧工作。「最初搞助學,籌到錢送上去內地的單位,後來發覺通過官方渠道,錢不知出了哪裏。初時扶貧也很單純的想著要幫小朋友,後來深入了解就發現教師的好壞很影響教育的質素。我們資源有限,付擔不起資助學生的經費,就改用有限的資源,培訓和獎勵老師,拍攝紀錄片來讓更多人了解農村教師的困境。」完成碩士後,Alan依然有跟湖南的合作單位保持著聯繫,就和包括何榮宗的幾個朋友在當地繼續做扶貧工作,而我應該就是在當時開始,不時收到何榮宗的電話,說他們在計劃某些項目,需要贊助資金。

那段時間他們沒有了港大學生會中國教育小組的牌頭,在內地就叫自稱是「中國教育之友」。何榮宗說現在回想,他們總是只在想可以為農民做些什麼,哪些東西才是他們的需要,是有種做研究的心態多於做慈善事業,所以他們總是沒有去細想如何籌款完成想做的工作,而是盡量想辦法用有限的資源,做到最大的效果。

Alan他們連苗族話都不懂,要幫助農民一定要靠當地人幫助。「我們很幸運,在當地找到個出名剛直不阿的下崗幹部來當我們的項目主任。」Alan說這位主任本來是一家國企的廠長,這類下崗幹部一般都能中飽私囊留好後路,但他卻是個真正的無產階級,一心一意為扶貧的工作奔走。Alan認為他們找到了可以信賴的好人。「我覺得一個人的好壞與他背後的國家機器不一定有關,最終還是看每個人本身。」直至到03年,當時Alan已在理工落了腳,有比較安定的教職和收入,就正式成立香港沃土發展社,註冊為政府認可的慈善團體。

要關懷農村 不可看表象
Alan說,到農村扶貧,不可以看表象。有些人覺得山區的小孩很可愛,就會帶著相機到來,擁著一大堆好奇的小孩拍照,這類照片Alan當然也有拍過一些。但和小孩遊戲過後,深入去看就會看到種種問題,明明得到了資助的學生上學始終缺席沒有上學,原來當中有些是不夠可愛的,他們可能有殘疾、智障;有些原來家中有人患病,要照顧家人就不能上課。然後甚至發現當中有些頭髮是金黃色的,查問下去才知道是營養不良。

「有些問題要長時間探究才要發現。例如大陸政府幾年前推出『兩免一補』,原則上所有貧困的中三或以上的學生,都可免費提供教科書、免除雜費,另加生活補貼,所以很多助學團體如苗圃、五餅二魚,因此就講明不會再資助初中學生,但實際運作時卻又多了『集中辦學』和『統一膳食』這些政策,學生要離村住宿、膳食,還有一大堆巧立名目的補課費、風扇錢。結果是問題沒有解決,而且衍生了另外一些新的問題。」Alan說這些都是問題的冰山一角。

Alan近年在大學的研究與中國醫療體制相關,其實亦和在沃土的工作相互配合。他說中國農村基本上沒有任何醫療保障,農民一家當中若有成員生病,整家人的生計都會被拖垮。因為沃土深入農村,所以微笑快車有醫兔唇的服務,他們就做接待聯絡,帶山區的學生出城看醫生。「這些大的組織多在較大的城市活動,沒有我們的網絡。我們現在就開始以學校做基礎,在農村搞衛生教育。06年中央政府推出了『新型合作醫療』,原意是中央加上地方各級省市政府出大部分資金,農民只要出十分一的錢就可以得到一個醫療保險。結果是醫院多了很多錢,花了在薪金和設備的開支大增,醫療收費大幅加價,結果農民的醫療負擔並無減少。」

問Alan有什麼對策,他說他們一方面教導農民疾病預防,希望他們能減少患病,另一方面則是自己搞農村診所和醫療隊。

Alan認為能幫助人,自己也會活得快樂一點。被人家幫助過的人,也會覺得世界是美好的,人會變得善良。其他人亦會因為他們的工作,多思考農村問題。他覺得沃土的力量雖然很有限,但到底都是一件值得做的事。

何榮宗要我寫這篇訪問令沃土能得到多一點的支持,不過我還是很懷疑我的文字有多大的影響力。但無論他們有多少資助,我覺得Alan還是會自得其樂,繼續幹下去。他當上《學苑》總編輯,卻說不喜歡書寫,他是把當年在中學的思辯,用更具體更科學的方法應用出來。我以往常常取笑理大那個「應用社會科學系」的名稱,難道有些社會科學是不能應用的嗎?聽施育曉說故事,我見到流於空談的社會科學得到落實應用。

什麼人問?何榮宗、公園仔

何榮宗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畢業,研究人類學,教書為生。

公園仔
別人稱他人為博客,他自稱是兩貓女的爸。

什麼人答?施育曉

施育曉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94年在香港大學牽頭,創立「中國教育小組」,03年創立「香港沃土發展社」,扶助湖南湘西自冶州的貧困農民。

沃土發展社網址:http://www.harvest.org.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