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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中的坚持 - 四川小金县贫困乡村小学采访散记
「一师一校」与「复式教学」

这两个专用名词恐怕只会出现在贫困地区。一师一校的现象主要是在偏僻的乡村小学, 因为师资匮乏,生源参差不齐,全校只有一个老师,「一条龙」地负责上几个年级的课。

我们在四川的小金县就见到了这样的学校和教师。小金县的大部分村小都是隔年招生, 今年招一丶三年级,明年招二丶四年级;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一个班也只有10来个孩子。 适龄的孩子要麽提早一年要麽推後一年;而老师上课的方式是上下两边走: 一年级上课时,三年级找个班长出来领读,或上自习课;下一节课轮到三年级, 一年级也一样。这就叫「复式教学」。我们采访的4所小学无一例外都是复式教学。

我们从县城出发,每一所小学都要坐着车子翻山越岭地来回,得用一整天时间。 还有许多更偏僻的地方我们无法到达。据说我们采访的这4所小学已经算条件不错的了。

孩子们一般7点多起床,吃点灰馍和土豆就得上路了。有的学校,像段家山小学, 它辖内有三座大山,住在另一山或山脚的孩子,每天就得走两丶三个小时的羊肠小路才能到校。 而且,学校中午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一年四季,谁想喝水谁到外面找凉水去。

学校一般下午4点左右放学。因为老师极少有时间批改作业,他们的课外作业极少。 回到家的孩子要帮父母赶牛羊入栏,拾柴捡粪,做许多农事家务後才有晚饭吃。 晚饭後的最大娱乐是看电视。电视成为山里孩子了解外面世界的惟一视窗。 也正是通过电视,他们从教师那儿所学的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发音得到有效的纠正。

一个女老师和28个学生

我们来到八角沟大良村小,发现复式教学还有另一种「模式」。 大良村小学校设在一个打谷场的仓库里,只有一个破旧的课室。 室内二年级和四年级的28个学生背对背呈对角状分成两堆坐着, 把教室分为两个区,前後各挂一块黑板。

上课时,37岁的乡村女教师廖康珍前前後後两头转。她已经这样「转」了8年。 记者诧异于这种教学模式,问:「这样上课,学生能保持精神集中,互不干扰麽?」

廖老师无奈地笑着说:「影响在所难免,但也没有办法,总比让他们在外面乱跑好...」 基於现存条件,学生已被她训练到不同年级起码形式上不敢转身说话的程度。 至於脑子里会不会走神,就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但从学习成绩单来看,教学效果还算不错。

「烛光」名人李太品

我们手脚并用花了两个多小时才从停车处攀上设在山顶村子的段家山小学, 因高山缺氧大家都心慌气喘。可就是这样的路,孩子们每天得来回走两趟。 校门面对皑皑雪山,门槛与悬崖之间只有数米之遥。

段家山的藏族老师李太品是当地获得首届烛光奖的「名人」, 他患有胃下垂丶肝胆结石丶左肝小血管瘤丶中毒性十二指肠炎等多种疾病, 医生让他休息他不肯。在一个人带一至四年级学生的那几年,他曾多次昏倒在课室, 被乡亲们抬着回家。因为服药过多引起牙齿松动,他嫌吃饭碍事, 就自己拔掉了十几颗,才47岁的人就只剩6颗牙齿了。就是这样的身体, 凭着他的耐心加爱心,李老师的教学成绩却是全县最好的。

中午,李太品的妻子看到家里来了客人,高兴得扯开嗓子唱起「四姑娘」山歌, 晚上又和记者一起跳起了「锅庄」(藏族舞蹈)。可当问起她是否支持丈夫的教育事业时, 她顿时涕泪交流。小金县教育局的秦局长说,李老师的妻子曾「斗胆」给他写过一封信, 求他辞退李太品,别让他再当老师。因为她劝他不住, 她担心自己的丈夫有朝一日会死在3尺讲台上。

1999年9月,荣获烛光奖的李太品被邀请到北京领奖并受到李岚清副总理的接见,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当他站在曾给学生描绘过无数次的天安门广场时, 他掐了一把自己的手,看是不是在做梦。回到乡里,他把所见所感与妻子分享,妻子又流下了眼泪。

最後一个代课老师贺泽深

1999年,教育部要求,在2000年前彻底解决民办教师问题。

民办教师是我国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乡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7年,全国民办教师多达491万人。自党的11届三中全会後, 各级政府便开始有计划地把合格民办教师转为公办,不合格的辞退。 我们文中前面提到的几位元教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民转公」的待遇。

今年,在清退民办教师的最後阶段,存在着颇令人尴尬的局面; 一些边远贫困山区,没有师范生下去替补清退的教师空缺, 硬分下去但留不住人——新教师忍受不了当地的生活环境, 中途以种种藉口走掉。学生面临失学,乡里最後不得不重新使用代课教师。

贺泽深不属於这一类代课教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贺泽深有近20年的代课「教龄」, 却因「民转公」工作进入最後阶段而受到失业的威胁。

贺不属不合格清退的民办教师之列,因为他压根就未能成为民办教师。 记者含着泪看完了他写给有关部门的「请求书」-

「贺泽深,男,52岁,汉族,小金县八角乡太阳村代课教师,住校。 本人因父亲冤案牵连,20年来工作待遇未能得到改变。我父亲贺贤冠,解放初参加工作, 任小金八角乡供销社主任兼粮站站长,在1958年的政治运动中, 被强加逃亡地主丶反革命分子丶贪污盗窃分子等罪名,受到残酷斗争。 父亲经受不起精神与肉体折磨,含冤屈死。我因父罪名受株连, 1960年考进阿坝农牧业学校,就读一年,被校方作为「下放」对象下放回老家四川遂宁农村。

1979年父亲平反,我个人未得到物质实惠,但政治待遇有所改善, 先後在队上担任会计,扫盲教师。1985年,听说小金招考民办教师, 因迟一步失去机会,幸被八角乡中心校长招聘为代课教师。 至今20馀年教学,不同科目皆获各年度全县评比一丶二丶三等奖,每年统考成绩不错, 受到当地父老乡亲爱戴和校领导家长的好评, 事迹於19991年1月10日在四川民族教育报刊登表彰。

我这个代课老师随时都可被辞退,没有土地,无妻无儿和栖身之所, 在绝望和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请求书请上级领导考虑我工龄与成绩显着, 为小金教育事业的贡献,转公办吧!」

记者就此「请求书」内容采访了阿坝州教委的赵正伟, 他了解这个情况:「我们也苦於没有政策帮他解决, 因为在2000年以内全州13个县近千名代课老师都面临被清退, 州里的两所师范学校毕业生正逐渐安排下去...」 赵说,代课老师全清走,新分下去的毕业生熬不住走掉, 最後不得不返聘一些教学水平有限的代课教师的这种现象,颇令人忧心。

面对记者提及的贺老师的问题,秦福林局长说,1999年9月, 贺老师听说要清退代课老师,急急忙忙跑到县教育局, 一进门就向他跪下 - 「我看着也很痛,赶紧扶他起来,把口袋仅有的100元塞给他...」

贺泽深所在村小的上一级领导——八角乡中心小学高校长向赵正伟汇报说, 中心小学应群众要求,为保住贺泽深,已把一个上面分下来的师范毕业生调到其他村小。 不然,孑然一身的异乡人贺老师一旦被解聘,连个栖身之所也没有。

贺老师告诉记者,老家一个亲人也没有了。在八角乡,惟一的哥哥已经去世, 自己因为没有一分田,一寸土,一片瓦,收入也不稳定,媳妇也找不到,52岁仍是未婚。

村里一个汉族大婶说,贺老师身世凄凉,为人厚道,村里人让他住在学校, 平日由学生轮流送给他一点土豆丶菜。贺老师30多岁时,有热心的村民给他介绍了个当地姑娘, 但听说他没地没房,收入也不稳定,姑娘掉头就走。 贺老师自己也说:「不是不想安个家,有个伴,老来有依靠。试过, 但不行,没有女人愿意跟我。有两三次,趁着我上课,有女的来学校偷偷看过环境, 最後还是不愿意。」

据说,现在的公办老师每月工资已增至600元,但贺老师只有150元。 村民们说,就算给他50元,他也认了,但就是别把他辞掉, 因为学生已成了他的全部精神寄托。即使在休息日和寒暑假, 贺老师都不愿休息,继续帮孩子补课,让他们的成绩再提高一点。 他的业馀生活无比单调,晚上备完课後,他会走出那间堆满杂物的黑洞洞的房子, 到学生家看看电视,跟村民聊聊天——20年,就这样默默过去。贺老师说, 如果不是消息传来要辞退代课老师,他是不会写那纸「请求书」的。

如果不是有上级领导在政策的隙逢里冒险保住他,等待贺老师的将不知是一个什麽样的命运。 20年的粉笔加黑板的生涯,教书育人早已成为贺老师的生命支柱了。 抽离了这根支柱,点燃他生命的烛光就差不多要熄灭了。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在学校30多个学生眼中,贺老师的地位无人可比。 在操场上,教委领导和中心校长怎麽喊他们也不愿来到记者的摄影机前, 可只要贺老师那穿着旧式深蓝中山服的矮小身影一出现,一声口令, 躲在厕所和矮墙後的学生就急急奔出,全场肃静丶训练有素地立正集合在老师面前。

烛光工程工作人员对贺老师深表同情。但「烛光」可以做的, 只能是为贺老师争取500元的「飘柔助资」。但对贺老师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 前不久,为了修复残旧的学校,他自愿拿出300元,然後由村里每人捐出一元凑成900元, 给学校修围墙。虽然那巳经是他两个月的工资,但为了孩子,他愿意。

编辑人语

我们期待,我国西部贫困乡村的教育现状,能有大的改善;我们企盼, 那些在艰难困苦之中,支撑了乡村基础教育的民办教师丶代课教师, 不再哀伤不再屈膝求告,他们的亲人不再流泪;我们希望,在全社会爱心烛光的点照下, 乡村的贫困教师能舒展身心,迎来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