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六七十年代的基础卫生和预防保健，曾经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世界奇迹， 能够以极低廉的财政投入令婴儿死亡率丶预期寿命等指标大幅提升。 这些奇迹的背後是合作医疗的盛行和赤脚医生制度的见效。开放改革後， 农村集体经济的名存实亡，令农村基础医疗和防疫和医疗系统出现严重困难。 国家财政在实行分灶吃饭後，每年的卫生医疗财政拨款，近85%投放在人口只占35%的城市， 只有约15%用在占全国人口65%的农村。

由农村乡村集体办的合作医疗由70年代覆盖达90%农村， 到最近一次调查（1999年）仅有不足10%农村在办。结果是除了少数国家干部， 广大的农村人口都要依靠最纯粹的市场化医疗服务—所有医药费用全数自己掏腰包， 没有风险分担，也别说国家财政支持。

因病致贫丶返贫已经成了农村扶贫的第一难题。问题在於医疗和防疫在很多农村地区都分开管理， 并出现了防为次丶医为主的局面。国家财政拨款不足， 於是放手让各医疗以至预防机构创收营利，乱检查丶开大方等问题严重， 这再加上药业商业化，令医疗费用急遽上升。根据卫生统计， 在90年代住院平均费上升了511%，而门诊费用上升了625%，是收入上升速度的两至三倍。

在边远落後地区，例如西北地区，一些传染病丶地方病丶 寄生虫病等仍然是十分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譬如已经列入国方重点防治的碘缺乏病， 在全国仍有近千万患者，三分一以上在西部，而且大多是重症病人。 即使经济条件不是极差的地区，由於国家对预防保健的投入大幅削减， 有关人员要「创收」谋生，於是如小儿麻痹预防疫苗， 应该国家支付疫苗的购买费和注射费，但是不少乡镇的村医都帮助县卫生院收取注射费和疫苗购买费。 另外，流脑丶甲肝丶流感丶狂犬病作爲特殊的医疗服务，注射费用均未列入国家支付， 甲肝的疫苗购买费也由个人支付。公共卫生的知识和预防和健康教育工作的停顿， 代价是更高的发病率和更严重的病情。而医药费用的高昂又导致农民往往「小病拖丶大病抗」， 结果是小病拖成大病，不少甚至陷入因病致贫丶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 健康问题已经成了中国消灭贫穷的主要障碍。农村健康保障也成了中国灭贫的重要策略。

根据延安市民政局的统计，全市有24万人口处於贫困状态， 占全市农村人口165万人的14.5%。全市农市平均收入为每年1800元。

根据延安市卫生局今年对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及医疗服务的抽样调查， 该市农村居民两周内患病率21.44%，慢性病患病率高达13.75%。但与此同时， 医疗服务的利用方面，两周就诊率仅3.61%，年住院率则为3.40%。 40%的孕妇産前不检查，57%的分娩者在家中接生。 医疗需求与医疗服务利用比率的差距为何如此巨大，由88%的人要自费看病这点不难理解。 与1993年的国家卫生服务总调查中的两周内患病率和年住院率者这两个可比指标相比， 延安的两周内患病率高出1.35个百分点，年住院率低1.5个百分点， 可见延安的医疗服务需求高出全国水平而医疗服务的利用状况低於全国水平。

目前延安村的农村卫生体制及资源配置方式并不合理，资源浪费严重。具体包括以下四点：

乡镇卫生院多数经营效益低下，人员连基本工资都拿不齐。
乡镇卫生院和计生服务站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 乡镇卫生院有专业技术人员却没有较好的设备和诊疗仪器，而乡镇计生站有先进的仪器， 却没有专业技术人员。两者互相争夺市场。
村卫生室处於瘫痪状态，合作医疗名不符实。乡医半医半农，年龄知识老化，无力承担农村公共卫生预防教育工作。
缺乏人才，後继乏力。多数医疗人员是中专程度，还往往不能到岗到位。 主要原因是基层卫生单位效益差，待遇跟不上， 多年有声望的和技术较强的卫生技术人员不安心工作，人才外流现行严重。

可以说，延安市的农村公共医疗事业正趋於瓦解，具体表现在：

未重视农民健康教育。基本上是以治爲主而不是以防爲主。 由於对於健康保健知识的传播不够，明显对於群众有益的盐加碘的制度缺需要依靠工作人员的目标责任书， 以行政方式贯彻。
合作医疗解体。七十年代中期，合作医疗作爲依附集体经济的农村福利形式， 在延安地区90%的村普遍建立起来，依靠村的集体经济，发挥了重要的初级医疗保健作用。 近年随着村集体经济的瓦解，合作医疗也瓦解了，尽管政府倡导恢复， 但是未能解决资源来源问题，是政府要办而不是农民要办，所以各地的积极性都不高。 据近年的调查，延安市村级合作医疗仅存7.8%。
卫生投入不足，卫生事业总费用占国内生産总值市县两级分别爲0.29%和1%。 农村合作力量发展缓慢，农民因病致贫丶因病返贫的问题相当突出。 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十分突出，因病致贫的贫困人口增加，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下降。 入户调查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