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见王山林是在静乐县委斜对面一个铁具修理铺。他正在修一把叉子， 就是农村常见的那种叉草或起粪的三股叉。不过他的铁叉少了一股，是以前干活弄断的。 今天一大早他把叉头卸下来装在书包里，从60华里外的赤泥洼乡背到了县城。 我问他修叉得花多少钱？他说大概8毛或1块。我又问新叉一把多少钱？他说3块。

「那还修它干什麽？买把新的不就完了！」话一出口我就後悔了。

「你凭什麽这麽说？你是干吗的？」王山林果然火了。

王山林是赤泥洼乡甯家舍小学的教师，今年37岁，教了19年书，至今还是民办「户口」， 每月166元工资。他带的班有15个学生，老师就他一个，在当地被称为单人校。

在得知他还没有住下之後，我约他同住。在县里的招待所我定了一个标准间， 另一个铺位空着也是空着。他答应了，背起修好的叉子高兴地跟在我身後。 我兴冲冲地来到前台，一回头却发现王山林远远地站在大门口不肯进来。

「又怎麽啦？」我问。

「住宿费谁拿？」王山林的样子又变得像个不知所措的小学生。

我差点气乐了。「放心吧，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一把将他拽进了大门。

中午吃饭的时候王山林对我说，这样的高级宾馆他从来没住过。 平时进城他睡的是3块钱一晚的小旅舍，吃的是街边2块钱一碗的刀削面。

「说老实话，今天是我这辈子第二回喝啤酒。」说这话时，王山林轻轻摇着手里的酒杯， 看着里面黄色的液体若有所思：「第一次是7年前我结婚的时候。」

王山林是在30岁那年娶的邻村一个农家姑娘。贫困使他在本地成了绝对的「大龄青年」。 当年借的1万多元债务现在还剩下3000元，我问他还需要还多久，他说怎麽也得四五年。

静乐县东临吕梁，西靠太行，说白了就是个山沟，而赤泥洼乡就在这个山沟的最里端。 在去赤泥洼的路上，我恰好和杜厚则老师坐了同一辆车。杜老师在当地大名鼎鼎。 1995年杜厚则在他任教的土岭小学率先升起他自制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电视台为此专门制作了专题片《好大一棵树》。这之後，杜老师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 并获希望工程园丁奖丶曾宪梓民办教师基金奖。几年前，曾有《山西日报》记者采访他， 并要求和他同住一晚，不想半夜醒来这位记者发现杜老师不见了。事後才知道， 为了保证学校用水，杜老师每天三四点钟就要起来，去村外5里地外的水井打水， 从而开始一天的工作。

刚过择善乡，一声响雷过後，山雨便倾盆般地砸了下来，车只好停在路边。 20分钟过後，雨过天晴，司机师傅却并没有开车的意思， 倒是杜老师从车厢後面拿出一把铁锹下了车。杜老师是去修路。 刚才还是平坦的路面转眼间已被雨水冲出了几条大沟，杜老师需要从路边铲来土将它们垫平。 跟在杜老师後面的还有几个年轻人。「这得修到什麽时候？」我在一旁禁不住问。

「其实赤泥洼通车只有3年的历史，以前几十里的山路全凭两条腿去呢。即便现在， 山里人还是主要靠脚走路，因为汽车并不是天天有，又何况一下雨往往就被困在了路上。 别说年轻的老师，就是我这个快60岁的老头子碰到学校有什麽事要办， 走几十里山路也是常有的事。」杜老师这样说。

赶到杜老师家天已经黑了，老伴赶快忙着做晚饭。一盘咸菜，一盘煮土豆，一盘炒鸡蛋。 显然，炒鸡蛋是由於我的出现临时添加的。饿了大半天，杜老师只吃了半碗面条就推说吃饱了， 不吃了。这时，杜老师的大女儿杜变珍插话进来：「我爹胃不好，都是几十年吃炒面吃的。」

8月26日，我在下马城见到了年轻女教师李淑珍。李淑珍今年18岁，结婚已有1年半。 早婚在这个山村并不稀奇。稀奇的是新婚燕尔，李淑珍却很少回丈夫家，星期天也总住在学校。 此外稀奇的还有，当地女孩一般都是当年结婚当年生娃，可李淑珍却坚持不要小孩。

「我是14岁定的娃娃亲。当时家里穷，供不起我读书，定了婚婆家就答应给一半的学费。」 订婚那年李淑珍的父亲正生病，是肺结核。而她刚上初一，一年的开销大约2000元。

然而这场婚约也没圆了李淑珍的上学梦。临近中考她的头疼丶头晕越来越重， 有时一天就能晕倒两次。

晕倒在教室里的李淑珍经人介绍从此拿起了教鞭，成为了一名临时代课老师。 不过她的头晕病却并没有完全好过来，有时讲着讲着课就开始发烧。

在李淑珍的谈吐里，有一种明显和她年龄不相符的东西。 她最後说：「我一站在孩子们面前就高兴。我想教一辈子的书。」

要走了，全校的老师丶学生众星捧月般地送我。临上车，校长握着我的手说： 「我们知道今年的烛光奖县里只有两个名额，我们也知道学校里恐怕一位老师都评不上。 但是我们觉得这份荣誉也是给我们的，就是为了这荣誉，我们才有力量在讲台前站到今天。」